論中醫(yī)理論指導下的西藥研究

中藥、西藥兩者治療的對象都是人，都是在健康與疾病的觀察與研究中逐漸積累的結果，因此，二者存在一些共同之處。但是同時，由于中醫(yī)學和西醫(yī)學對健康與疾病認識的方法論的不同，中醫(yī)學與西醫(yī)學間又有不通之處。西醫(yī)學是以還原論為指導思想的，西醫(yī)藥物學亦深深地打上了還原論的烙印。發(fā)展至今天，西醫(yī)藥物學在取得了輝煌的成就的同時，也越來越暴露出其理論實踐中的局限性?？偨Y其局限性，大致可以概括為以下三個方面：①用藥過度依賴客觀檢查，以至于在沒有客觀檢查的幫助下，西藥往往不知如何使用，而過多的客觀檢查又增加了患者的負擔。②對藥物作用過程中機體的差異性考察不足，治療上常常只見病而不見人，用藥公式化，不良反應多。③藥物品種有限，療效不一，不能適應臨床疾病復雜多變的需要，許多疾病陷于無藥可用的尷尬境地。相對而言，中醫(yī)學在長期的發(fā)展中逐漸形成了司外揣內的直觀化診斷方法，因人制宜的個體化用藥模式，靈活多變、高效低毒的方藥配伍理論，從而形成了完整的理法方藥一體化體系。筆者認為，要解決西藥使用中的三個弊端，仍然重復西醫(yī)學原來的老路是行不通的，必須引入中醫(yī)學的研究方法。

首先，可以借鑒司外揣內的中醫(yī)診斷學理論指導西藥直觀化用藥研究。中醫(yī)學認為：內臟的病變可以由反映于體表的某些征象推測得知，司外以揣內是中醫(yī)診斷學的主要方法。與現代醫(yī)學過多依賴客觀檢查指導用藥相比，中醫(yī)以表知里的方法具有價廉、直觀、方便、連續(xù)等優(yōu)點，而西醫(yī)由于沒有明確的直觀化用藥依據，臨床應用過度依賴客觀檢查，昂貴的檢查費用又大大增加了患者的負擔。由此我們推想，是否可以借鑒這些以表知里的黑箱方法發(fā)展西藥的直觀化用藥呢？譬如阿司匹林可以退熱，根據西醫(yī)理論我們知道阿司匹林退熱的機理是拮抗前列腺素，從而使體溫調定點下移至正常，但是知道了這些還不夠，并不能有效的指導臨床，因為臨床上患者并不會告訴您“我前列腺素多了”諸如此類的話，醫(yī)生往往要憑經驗針對發(fā)熱這一主癥治療，有效有不效，甚至可能會出現一些不良反應。如果我們引入直觀方便的中醫(yī)學方法，情況就會大為改觀。如中醫(yī)的發(fā)熱可分為惡寒發(fā)熱、壯熱、潮熱、寒熱往來、煩熱等不同類型，根據經驗我們知道阿司匹林退熱時往往伴有出汗，“其在表者，汗而發(fā)之”，中醫(yī)理論認為發(fā)汗法所治療的是表證，表證發(fā)熱具有惡寒發(fā)熱的特征，阿司匹林所適合的是否就是惡寒發(fā)熱這一類型呢？即使同為惡寒發(fā)熱，根據舌脈兼證的不同又可分為太陽傷寒、太陽中風、風溫表證、太陽傷暑、濕遏衛(wèi)氣、秋燥、伏暑、冬溫、風水病、瘡癰初起等不同情形。程國彭在其著作《醫(yī)學心悟》中也反復告誡說：亦有頭痛發(fā)熱與傷寒同，而其人倦怠乏力、鼻不塞、聲不重，脈來虛弱，此內傷元氣不足之證。又有勞心好色，真陰虧損，內熱晡熱，脈細數而無力者。又有傷食病，胸膈滿悶，吞酸噯腐，日晡潮熱，氣口脈緊者。又有寒痰厥逆，濕淫腳氣，內癰外癰，瘀血凝積，以及風溫、濕溫、中暑、自汗諸癥，皆有寒熱，與外感風寒似同而實異，若誤汗之變證百出矣！當然這只是舉個簡單的例子，這些問題的確切答案尚需臨床認真觀察與研究。筆者認為，引入中醫(yī)診斷學的方法，大力開展西藥直觀化用藥研究，可以有效逆轉西藥應用過度依賴客觀檢查的傾向，增加臨床用藥的準確率。選擇客觀檢查的目的不應該是單純以客觀檢查指導用藥，而應該是為了驗證自己判斷的正確與否，以更好地指導治療。

其次，以因人制宜的中醫(yī)治則學理論指導西藥個體化用藥研究。中醫(yī)學認為：天有四時陰陽之不同，人有氣血稟賦之各異，邪有深淺，正有盛衰，因此治療疾病時必須詳細分清患者具體體質的不同，并以此作為處方用藥的重要依據，因人制宜的個體化用藥原則是中醫(yī)重要治則之一。徐靈胎曾云：天下同此一病也，而治此則有效，治彼則不效。且不惟不效，而反有大害者，何也？則以病同而人異也。夫七情六淫之感不殊而受感之人各殊，或身體有強弱，質性有陰陽，生長有南北，性情有剛柔……則病情雖中，而與人之體質迥乎相反，則利害亦相反矣。而西醫(yī)對藥物個體作用的差異性及其產生的原因研究不足，而且忽略了對特定藥物敏感體質的共同外顯特征的研究，因此在臨床上出現用藥公式化，這是西藥臨床應用的最大缺陷。筆者認為所謂毒之與藥，異名而同類，用之得當，毒即是藥，用之不當，藥即是毒。西藥毒副作用的產生，很大一部分就是不辨體質類型、盲目用藥的結果。臨床用藥既要重視病的因素，又要重視人的因素，強調個體化用藥是增進藥物療效、減少不良反應的有效方法。

第三，引入高效低毒的方藥配伍理論指導西藥復方化研究。雖然綜合病與人兩方面因素指導用藥已經較為合理，但是藥之于病、藥之于人多有不能盡合者。病之所需，藥之所缺，則不能療其病；藥之所有，病之所無，人所不需者，則會發(fā)生不良反應。中醫(yī)為了解決這類矛盾，創(chuàng)立了完整的中藥炮制、配伍、組方理論，尤其是方藥配伍理論，曲盡權變之能事，通過藥物君臣佐使之配合，甚至使整體的方劑產生了單味藥簡單相加所不具有的功效，追求的目標是藥物通過配伍后能適應臨床病癥千變萬化的需要。徐靈胎曾言：方之與藥，似合而實離也。得天地之氣，成一物之性，各有功能，可以變易氣血，以除疾病，此藥之力也。然草木之性，與人殊體，入人腸胃，何以能如之所欲，以致其效。圣人為之制方，以調劑之，或用以專攻，或用以兼治，或用以相輔者，或用以相制者。故方之既成，能使藥各全其性，亦能使藥各失其性，操縱之法，有大權焉，此方之妙也。近世醫(yī)家蔡陸仙也說：若夫方之與藥，其功用又迥不相侔。蓋藥僅有個性之特長，方則有合群之妙用，一也；藥有益而即有害，方則有利而無弊，二也；藥則功力有限，治病之范圍狹小，方則裁制隨心，臨癥之應變無窮，三也……不明方義，不足以盡藥物治療之功能，不明劑制，不足以定方藥輕重之標準。為解決西藥臨床病多藥少，療效不一，副作用大的弊端，迫切需要開展中醫(yī)理論指導下的西藥復方化研究。大力開展中醫(yī)理論指導下的西藥復方化研究，以修合藥性，適應具體病情變化的需要，使藥物發(fā)揮最大療效、最小毒副反應，必將是未來西藥的發(fā)展方向。中國加入WTO后，知識產權保護越來越被重視，此時開展西藥復方研究具有更深一層的現實意義。

西藥臨床應用的三大弊端由來已久，奈何卻似乎并不受重視，即使出了嚴重的不良反應，或責之于藥，或歸因于患者，難道就不是用藥不當的過錯嗎？甚至現在臨床上很多中醫(yī)大夫也都想當然地認為藥物不良反應不可避免，如此流弊相傳也久矣！筆者認為：只有借鑒中醫(yī)學的方法，大力開展西藥的直觀化、個體化、復方化研究，才能有效的解決西藥臨床應用的三大弊端。從另一方面說，現在的中醫(yī)藥學研究多是以現代醫(yī)學的實驗、分析等方法探討中藥作用的機理，結果發(fā)現許多原來認為“低毒”的中藥現在卻有了明顯的毒性（如龍膽瀉肝丸事件），這中間的差錯到底出在哪兒呢？其實這并沒有什么值得奇怪的，因為中藥高效低毒的奧妙往往并不在于藥而更在于用，而西醫(yī)單純分析的視角研究中藥背離了中醫(yī)學的基本方法，方法就是路，路走錯了，又怎么能不出問題呢？！這種“怪”現象之所以出現恰恰正是現在流行的中藥西化的必然結果。中醫(yī)具有先進的哲學方法論，中醫(yī)應該主動把這種先進的方法貫徹到西醫(yī)西藥的研究中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