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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一階段還有三個體會:(1)不能一味追求單一的特異性指標,若“證”能找到單一的特異性指標來體現(xiàn),那說明已符合疾病的診斷標準,而進入到“病”的范疇。腎陽虛證所見異常指標的陽性率為60%~85%,內分泌軸上也是散在的隱潛性變化。(2)證是一種綜合的功能態(tài),它是動態(tài)的,可以發(fā)展,可以轉化,人體生理有強大的調節(jié)能力,不斷通過反饋機制使機體達到自穩(wěn)態(tài)(homeostasis),其病理表現(xiàn)則是調節(jié)控制能力失常。(3)從臟腑辨證思路進行研究雖然推論到病理發(fā)源地,但還不能找到具體的與證相對應的實體以及調控中心。
80年代中期起從方劑辨證思路著手,中醫(yī)傳統(tǒng)一向著重于從證效關系來判別辨證的正確與否,張仲景的“有是證用是方”顯示證的存在可由藥物驗證而確認。臟腑辨證必須從人體表現(xiàn)的證候外象入手,因此研究對象都是人,人體研究在取材上有所限制,第一階段的研究認為腎陽虛證的病理發(fā)源地在下丘腦亦只能是推論而已。為要驗證調控中心是否定位在下丘腦,第二階段的藥物驗證需取材下丘腦,這就不得不以動物模型為對象,選用生理性腎虛的老齡鼠以及用外源性糖皮質激素(皮質酮)造成下丘腦—垂體—腎上腺皮質軸抑制模擬腎陽虛兩種模型,以其病因明確、條件可控、隨意取標本,并可用不同的經(jīng)典方劑進行對比研究,這為闡明病位、找到藥物作用于腎陽虛證的調控中心,提供了極有利的條件。
1986年觀察到補腎益壽片對老年人的血清睪酮有明顯提高作用,而用四君子湯則無作用。故將24月齡的老年大鼠分補腎(用補腎益壽片)與對照組,并與4月齡成年大鼠作比較,特取材于下丘腦,結果老年大鼠下丘腦雙氫睪酮受體親和力比成年大鼠明顯下降,補腎益壽方藥有效改善老年大鼠下丘腦雙氫睪酮受體親和力,說明補腎藥可直接作用于下丘腦(2),并成為腎陽虛證定位研究依據(jù)之一。
1990年在補腎與健脾藥物驗證對比研究中,發(fā)現(xiàn)老齡大鼠下丘腦trh、lrh及下丘腦單胺類遞質ne、da、5-ht、5-hiaa出現(xiàn)不同程度的紊亂,補腎方藥“壽而康”能有效改善老齡大鼠上述各項指標,健脾方藥作用不明顯,說明補腎藥能改善下丘腦兒茶酚胺類神經(jīng)元機能的老化,而健脾藥則不明顯(3),是為腎陽虛證定位研究依據(jù)之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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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一階段還有三個體會:(1)不能一味追求單一的特異性指標,若“證”能找到單一的特異性指標來體現(xiàn),那說明已符合疾病的診斷標準,而進入到“病”的范疇。腎陽虛證所見異常指標的陽性率為60%~85%,內分泌軸上也是散在的隱潛性變化。(2)證是一種綜合的功能態(tài),它是動態(tài)的,可以發(fā)展,可以轉化,人體生理有強大的調節(jié)能力,不斷通過反饋機制使機體達到自穩(wěn)態(tài)(homeostasis),其病理表現(xiàn)則是調節(jié)控制能力失常。(3)從臟腑辨證思路進行研究雖然推論到病理發(fā)源地,但還不能找到具體的與證相對應的實體以及調控中心。
80年代中期起從方劑辨證思路著手,中醫(yī)傳統(tǒng)一向著重于從證效關系來判別辨證的正確與否,張仲景的“有是證用是方”顯示證的存在可由藥物驗證而確認。臟腑辨證必須從人體表現(xiàn)的證候外象入手,因此研究對象都是人,人體研究在取材上有所限制,第一階段的研究認為腎陽虛證的病理發(fā)源地在下丘腦亦只能是推論而已。為要驗證調控中心是否定位在下丘腦,第二階段的藥物驗證需取材下丘腦,這就不得不以動物模型為對象,選用生理性腎虛的老齡鼠以及用外源性糖皮質激素(皮質酮)造成下丘腦—垂體—腎上腺皮質軸抑制模擬腎陽虛兩種模型,以其病因明確、條件可控、隨意取標本,并可用不同的經(jīng)典方劑進行對比研究,這為闡明病位、找到藥物作用于腎陽虛證的調控中心,提供了極有利的條件。
1986年觀察到補腎益壽片對老年人的血清睪酮有明顯提高作用,而用四君子湯則無作用。故將24月齡的老年大鼠分補腎(用補腎益壽片)與對照組,并與4月齡成年大鼠作比較,特取材于下丘腦,結果老年大鼠下丘腦雙氫睪酮受體親和力比成年大鼠明顯下降,補腎益壽方藥有效改善老年大鼠下丘腦雙氫睪酮受體親和力,說明補腎藥可直接作用于下丘腦(2),并成為腎陽虛證定位研究依據(jù)之一。
1990年在補腎與健脾藥物驗證對比研究中,發(fā)現(xiàn)老齡大鼠下丘腦trh、lrh及下丘腦單胺類遞質ne、da、5-ht、5-hiaa出現(xiàn)不同程度的紊亂,補腎方藥“壽而康”能有效改善老齡大鼠上述各項指標,健脾方藥作用不明顯,說明補腎藥能改善下丘腦兒茶酚胺類神經(jīng)元機能的老化,而健脾藥則不明顯(3),是為腎陽虛證定位研究依據(jù)之二。